英國國會議員糾纏於對香港的道義責任，前高幹陳佐洱先生憤而斥責說：二戰時期英軍守土有責，港督楊慕琦及英軍貪生怕死，到九龍向日軍投降，這裏面對香港有甚麼道義，有甚麼責任？他們還有資格現在來說這些嗎？

陳先生忠黨愛國，人所共知，但如果以楊慕琦及英軍在香港保衞戰中的表現，來定奪今日有沒有資格講道義責任，則恐怕對黨國略為不利。以前我擔任已故杜學魁先生主持的「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義務秘書時，和會中一些親歷保衞戰人士有所過從，對保衞戰算是有點認識，一般認為港英當局在外援無望的局面下，為免繼續犧牲無辜，才向日軍投降。

其實當年的鴿派是港督羅富國，他建議宣告香港為「不設防城市」，即日軍要來就來，不會遭受抵抗。這也並不等於貪生怕死，而是實力懸殊下避免平白犧牲。

楊慕琦上任後則屬鷹派，備戰甚力，但是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太突然，很多戰備未及到位。當時的英軍組成複雜，包括英國本土部隊、印度軍、加拿大援軍及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才成立的華人軍團，在日軍三倍兵力優勢下前仆後繼，付出逾千人陣亡、逾千人失蹤（估計大多被俘後遭殺害）的沉重代價方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