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機立斷釋法 解決居權亂局

現屆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叫停「雙非」，令問題暫時降溫，但行政措施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解決「雙非」問題始終要先釐清居港權的法律定義。港府昨日證實，已向終審法院建議就外傭居港權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可望一併解決「雙非」嬰的居港權問題，結束十多年來的爭拗。

自九七回歸以來，香港已四次提請釋法，首三次由港府及中央政府提出，包括居港權和政制發展問題，均掀起極大爭議。尤其是居港權案，終審法院須根據人大釋法結果推翻原先判決，引起法律界人士及反對派政客不滿，聲稱釋法破壞法治，影響司法獨立，甚至上街遊行，高呼「法治已死」，導致港府畏首畏尾，對是否再提請人大釋法釐清居港權問題猶豫不決，種下了「雙非」嬰和外傭居港權問題的亂局。

今次港府處理外傭居港權案，有別於過往主動提出釋法的做法，而是向終院建議考慮向人大常委會尋求澄清當年釋法的不明確之處，最終是否提出，主動權在終院。

事實上，去年終院審理剛果與美國一家基金公司的錢債官司，由於案件涉及外交豁免權爭議，超越香港高度自治範疇，終院首次主動提請釋法，並未引起爭議，足證只要確有需要，釋法並非甚麼大不了的事，更不是某些人眼中的洪水猛獸。

《基本法》自起草至今已二十多年，部分條文未能跟上香港社會發展，出現不同的理解和爭論很正常，及時修改存在歧義的條文，本來是最符合香港長遠利益的做法。問題是，修改《基本法》程序複雜，須經「三部曲」，獲全體港區人大代表三分之二贊成，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才可以向全國人大提出，費時失事，曠日持久，以今時今日的政治和社會氛圍，政府弱勢管治，動輒得咎，啟動修改程序談何容易。

相對而言，透過提請人大釋法，及時釐清《基本法》含義不清晰的條文，才是實事求是，也是最簡單快捷的做法。就以「雙非」嬰和外傭居港權問題為例，港府當斷不斷，問題愈演愈烈，修法費時失事，提請釋法又顧慮重重，變成束手無策，自製管治難題，豈能不引發民怨。

其實，不論港府提請人大修法或釋法，都是行使《基本法》賦予的憲制權力，不應濫用，問題只是這兩條途徑，何者最切合香港整體利益，能夠不失時機及早解決問題，並不存在所謂破壞法治、影響司法獨立的問題。

回歸前，香港司法制度的終審權在英國樞密院，可以推翻香港高等法院的判決，從未有人提出反對；回歸後，全國人大據《基本法》規定，應港府要求釋法，反而惹來干預香港司法獨立的批評，連行使正常釋法權也受阻撓，可謂咄咄怪事。「一國兩制」之下的憲制權力，從何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