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工時具爭議 自由經濟不復返

港府公布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列舉了十二個經濟體實例、香港各個行業工作時數現況，以及實施標準工時對香港經濟的影響等，為日後應否就標準工時立法，提供討論基礎。規管標準工時問題，攸關全港打工仔利益，亦無可避免影響營商環境，改變企業文化，由於爭議極大，港府必須慎重處理，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避免激化勞資矛盾。

標準工時是透過政府立法，為打工仔設定每周工作時數上限，如逾時工作，僱主須支付補薪，按國際慣例，計算準則約為平均時薪的一點五倍。亞洲四小龍之中，新加坡、南韓及台灣，均已實施標準工時，成為香港勞工界爭取立法的主要理據。但各地規管標準工時，會考慮本身的實際需要，南韓立法之後，勞工每年工作時數仍高於香港，原因是部分勞工願意加班，僱主也樂於支付補薪；歐洲就標準工時立法，着眼於福利主義，禍及經濟發展，說明標準工時立法福禍難測，一刀切式規管，隨時貽患無窮。

標準工時立法涉及問題複雜，例如工時上限設於甚麼水平，才切合勞資雙方的利益，不致嚴重衝擊營商環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部分工種的特殊性，應否給予豁免；倘若引入標準工時，是否一併規管打工仔逾時工作上限；還有打工仔會否期望加班賺取補薪，影響日常工作積極性，導致正常生產力下降，都要仔細衡量。

事實上，香港營商環境獨特，九成僱主屬於中小企業，港府每推出多一項保障勞工權益措施，難免增加經營成本，中小企業更是首當其衝。據政策研究報告的估算，僱主為應付標準工時的補薪開支，視乎時數差異，每年新增經營成本由八十億元至五百五十億元不等，受影響的打工仔人數，也隨着獲豁免行業多寡，相差逾百萬人。數據反映，一旦香港實施標準工時，政策目標涵蓋的規模，有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對營商環境造成深遠影響。

標準工時立法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不少行業的工時，技術上難以量化計算，以公立醫院醫生為例，除了每日正常當值，尚要候命工作，逾時補薪不易計算；又如警察行業，能否因為超時工作，放棄追捕罪犯？消防、救護等紀律部隊都面對同一個問題。再者，本港家庭現時聘請約三十萬名海外傭工，絕大多數居於僱主家中，不易計算工時上限，假如實施標準工時，等於為難僱主。

一向以來，香港打工仔以勤勞拚搏、工作盡責聞名於世，多勞多得也是維持香港競爭力的最珍貴資產，不少打工仔身兼數職，努力創造財富，改善家人生活質素，實施標準工時，可能影響這些打工仔的收入。回歸以來，打工仔似乎享有更多權益保障，但社會貧富懸殊反而惡化，香港未來的政制朝向普選發展，爭取勞工權益是政客吸選票的捷徑，標準工時立法只是開始，可以預見未來還有更多立法，挑起社會爭拗不斷，消蝕競爭力，人力市場淪為政治角力場，香港的自由經濟將一去不復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