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和「倒董」之後，朝廷便成立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由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曾慶紅任組長。該小組「協調」了朝廷黨、政、軍十幾個部級單位，是朝廷對港澳工作的決策機構，權力相當大。

從此，香江府衙和行政長官頭上就有了一個十分明確的老闆。香江回歸時，根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大政方針，大家知道香港乃地方政府，特首乃地方長官，歸中央領導，但具體老闆則不知道，只能籠統說「中央」、「上面」、「中南海」，每次特首上京述職，見的是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自從港澳小組成立後，每次特首述職，還要見港澳小組組長，而這個組長的會見才是談最具體和實質性的問題；國家主席、總理的會見，是談大原則、大方針，更多的是一種姿態。

中共十八大後，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是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地位比曾慶紅略高一些，比當年「王儲」習近平也略高。張德江黨內外排名第三，曾慶紅、習近平當年排名第五；當年是「九大常委」，現在是「七大常委」，張德江的權力和地位更大更高。副組長李源潮的地位也高過歷屆副組長，李源潮已是兩屆政治局委員，資歷可觀，他出任過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現任國家副主席。

如此陣容強權力大的港澳小組，對香江府衙、特首的領導無疑更權威，對香港工作和「中央管理香港事務」影響更大，甚至更直接、更具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