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初拿破崙兵敗後，歐洲皇室貴族全面反撲，壓抑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共和民主思潮。十九世紀其餘時間，歐洲在抗爭、革命、鎮壓、改革的循環中拉鋸，跌跌撞撞地進步。當時每場革命都有群眾構築路障，據加州大學歷史學家曹葛，在其《起義者的路障》一書分析，路障背後的佔領陣地，成為國家秩序與社會自治間的對峙界線，換言之佔領區是個民間自治政府。

路障與佔領陣地在香港是新生事物，但過去的街頭運動，卻也有類似民間政府的架構，例如支聯會及民陣，他們架設高群眾一等的「大台」，透過音響器材指揮群眾，及成立形同準軍警的「糾察隊」，支持民主的群眾也習以為常。故此，當近日有群眾質疑金鐘佔領區泛民社運背景「大台」及「糾察隊」的權威，社民連「長毛」梁國雄議員回應指，他們的權力是由大家默許而來，其實這是對舊有社運秩序的準確陳述。

區區近年推動「全民制憲，重新立約」，經常提及「社會契約論」。中英談判沒有港人參與、中共收回香港成定局、「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基本法》訂下保守的民主進程等，全都是經當時大多數港人的默許，那是最原始的社會契約，通俗一點說，是「講個『信』字」。

當過去十年，中共不斷違反承諾，或者用取巧的方式詮釋《基本法》，特區政府又不以市民的福祉為念，官民互信瓦解，自然出現當下對峙局面。同時，群眾與泛民社運領袖間也出現同樣問題，明天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