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的開羅會議，中國已抗日六年，羅斯福對華亦向有好感，頗有意把中華民國扶持為戰後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夥伴，故此《開羅宣言》的條款對華十分有利，與廿四年前（一九一九年）中國在巴黎和會的處境判若雲泥。
但會後不久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發表開羅會議公報以後，中外輿情莫不稱頌為中國外交史上空前之勝利，寸衷惟有憂懼而已。」為何如此呢？
開羅會議召開時，仍為大戰中期，歐亞有不少地方仍待盟軍解放，制訂擊敗軸心國的戰略，才是會議首要議題。站在中方觀點，從日本手上奪回緬甸，重新打通滇緬公路的生命線，乃燃眉之急，蔣介石希望「遠征軍」在緬北發動攻勢，英美在緬甸南岸登陸策應，兩面夾擊，一舉成事。
但在美英的戰略是「先歐後亞」，籌劃中的一九四四年初夏諾曼第大登陸，才是他們眼中的頭等大事，故此他們對蔣的建議冷淡對待，其後國軍更被迫在緬北獨力反攻。以往不少傳統華人史家對此大感不滿，然而國際政治是現實的，大國以己方利益為先，才不會「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會議結束後，蔣介石回國，途中到了「遠征軍」的駐紮地視察，他眼見受美式訓練的國軍官兵質素，與西方軍人仍有差距，慨嘆中國尚需廿年努力，才可追上列強，關鍵在教育，如不努力，將永不得西方平等看待。七十年過去了，明天以此間中國的國際處境總結。
（《開羅宣言》七十周年紀念之五）
黃毓民 立法會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