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主導經濟學三十多年，全球皆面對貧富懸殊問題，香港堅尼系數更高達零點五三，位於世界前列，一切緣於特區政府維持低稅制，拒絕規管市場壟斷行為，推高地價，任由地產霸權肆虐，大財團予取予攜。資本家的財富，主要來自在金融市場的資訊壟斷，與政府的共謀關係，以及對勞動階層的剝削，不去改變這種經濟結構，難免會影響扶貧效果。

在香港，勞資關係極不平等，《僱傭條例》根本無法保障工友的權益，零散工、合約制、假自僱等剝削工人權益的方式層出不窮；最低工資無法追上市民生活需要，工資水平檢討往往滯後於通脹；加上工會遭到制度上的打壓，無法有力為工人爭取權益，令社會出現不少在職貧窮家庭。

通過稅制及法例，限制富人掠奪基層的收入，既可擴闊稅基，支援低下階層及社會福利，更重要的是重建勞動價值，全民共享建設社會帶來的成果，引進累進式利得稅、重置遺產稅、向投機炒賣而獲利豐厚者開徵資產增值稅或實施大額股息稅等，均屬可行之舉。

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瑞士進行全民公投，任何一家瑞士公司的最高層的月薪，不應該超過一名最底層員工的年薪，雖然草案最終以百分之六十五點三的反對票下被否決，但卻在歐洲引起了對限富的討論，例如英國正準備立法，給予股份持有人有權投票決定高層薪金，這些限富新主意頗具創見，值得香港左翼人士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