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稅率、高度開放的商業政策，將保證香港能夠繼續維持競爭力，也將繼續產生巨大的吸入效應，成為資本和人才的聚集之地。可是，高度開放和巨大的吸引力，同時也影響着香港的資產價格和物價水平，跟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最富有的人來港的投資意願掛鈎，卻跟香港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關係不大。生活在這裏的市民，不得不跟隨這種消費水平，支付高昂的資產價格，這一情況可以參考內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的房價變化情況。

二○一五年中國經濟陷入困難，尤其是各類投資收益快速下滑，一線城市的房產就成為最為避險的資產。於是，這些地區的房價在經濟環境迅速惡劣的情況下迅速上升，去年深圳房價上升了五成之多，核心區域的房價距離超越香港只有咫尺之遙。房價飆升背後的邏輯就是，全中國的有錢人將一線城市房產作為避險資產配置，進而這些資產的價格一飛沖天。

也就是說，如果香港的藍圖被定為高度開放、低稅率、小政府的國際大都市，那就影響着香港本地居民，尤其是中下層居民的處境可能會繼續惡化，因為資產價格將會遠遠超出他們的能力範圍，最受歡迎的熱土只有能夠消費得起的人才能居住。那麼此時，我們不得不反思這樣一個問題：香港究竟是本地人的香港，還是國際的香港？

在增量時代的香港，這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香港是所有人的熱土，每個人都來到這裏尋求財富和成功；而在存量時代，這就成為了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如何平衡本地居民生活水平同香港國際化大都市地位的衝突？隨着近日社會對於全民退休保障問題展開討論，未來，香港將更加迫切地面對其他一系列性質相似的福利和保障政策的思考。如果忽略了上述大環境背景，沒有作出適當平衡，貧富差距和草根生活困難問題將更加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