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
  • 藍秀朗
  • 延續犯罪者的話題,在日本,一個人干犯嚴重罪行,其家人也受「株連」,日本人普遍接受這種「問責制」。

    早前簡述過發生在1988至1989年間的宮崎勤事件,宮崎勤殺死了四名4至7歲的女童,將其中一名受害女童的遺體燒成骨灰,寄給女童父母。宮崎勤最終被判死刑,但其家人也不好過,全國有無數人寄信到宮崎勤家怒罵叫宮崎家一家人去死,信件多到放滿一個紙箱。

    宮崎勤父親羞愧難當,變賣土地,賠償給四名受害女童遺屬後,跳橋自殺身亡。宮崎勤的大妹本來打算結婚,但她提出解除婚約,宮崎勤的二妹正就讀護士課程,但她主動退學。

    宮崎勤其中兩個堂兄弟一個是警員,一個是教師,雙雙辭職;宮崎勤有個叔母為了脫離宮崎這姓氏,回復舊姓而離婚。(日本女性婚後會改成丈夫的姓氏)牽連得這麼廣,只因家族中出了一個受全國人唾棄的犯罪者,宮崎家被指是殺人者之家。

    名作家東野圭吾在小說《手紙》中帶出一種想法,他認為嚴重犯罪者的家人理應被歧視,當企圖犯罪者想到自己家人,有可能放棄犯罪的念頭。

    《手紙》講述哥哥偷竊時將屋主殺死,弟弟從此被視為「殺人者的弟弟」,在職場以至任何場合都受到歧視。日本人太講究責任,太重視團體性,所以有這套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