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犯罪者的話題，在日本，一個人干犯嚴重罪行，其家人也受「株連」，日本人普遍接受這種「問責制」。
早前簡述過發生在1988至1989年間的宮崎勤事件，宮崎勤殺死了四名4至7歲的女童，將其中一名受害女童的遺體燒成骨灰，寄給女童父母。宮崎勤最終被判死刑，但其家人也不好過，全國有無數人寄信到宮崎勤家怒罵叫宮崎家一家人去死，信件多到放滿一個紙箱。
宮崎勤父親羞愧難當，變賣土地，賠償給四名受害女童遺屬後，跳橋自殺身亡。宮崎勤的大妹本來打算結婚，但她提出解除婚約，宮崎勤的二妹正就讀護士課程，但她主動退學。
宮崎勤其中兩個堂兄弟一個是警員，一個是教師，雙雙辭職；宮崎勤有個叔母為了脫離宮崎這姓氏，回復舊姓而離婚。（日本女性婚後會改成丈夫的姓氏）牽連得這麼廣，只因家族中出了一個受全國人唾棄的犯罪者，宮崎家被指是殺人者之家。
名作家東野圭吾在小說《手紙》中帶出一種想法，他認為嚴重犯罪者的家人理應被歧視，當企圖犯罪者想到自己家人，有可能放棄犯罪的念頭。
《手紙》講述哥哥偷竊時將屋主殺死，弟弟從此被視為「殺人者的弟弟」，在職場以至任何場合都受到歧視。日本人太講究責任，太重視團體性，所以有這套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