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做敢當,一向是中國社會堂堂正正做人的準則,在古代苛法管治的社會裏,多少俠士有違刑律就甘於伏法。現代社會情況卻差遠了,君不見,一眾佔中搞手面對被警方傳召的眾生相,有的藉口搵律師,有的託故無空閒,有的竟玩「隱形」,他們不但大演拖字訣,還反誣當局秋後算帳。

對佔領搞手就是要秋後算帳,這是早已明說了的。當初搞手登高一呼「去飲」是何等豪爽,由籌劃時亮起「公民抗命」旗號,直到佔領進行時,搞手並不諱言違法而為,是何等激昂。那時候搞手們是敢做敢認,為民主不怕坐牢,大概想着能成功可以威威,直到佔領散夥去自首,擺出有擔戴的姿態,其實先已避重就輕,尋找開脫,開始敢賴起來了。

世上無免費午餐,出得來行就預定要還,既辦盛宴又想賴帳?豈有此理。然而,現實是法治一旦伸張搞手誰都跑不掉,試圖避重就輕,那是事到臨頭的逃避。若搞手到現在感覺成本太重,個人虧大了,悔之太遲。他們也不想想,佔領這麼折騰,市民添煩添亂、商戶生意受損究竟有多虧?香港法治敗壞、經濟塗炭又有多虧?無論怎麼比較,佔領搞手就算自毀前途,其個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之重根本不可比,哪怕搞手終須負上刑責,只是自墮罪惡淵藪微末贖罪,不值同情。奇怪的是,對這些搞手,執法者竟像不忍下手滿懷惻隱,豈非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