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說：「他臨終前三個月，用顫抖的手寫下關於台灣問題的批示，最後寫的幾個字是『周恩來九月四日托托托托』。這四個沉甸甸的『托』字，留下了他對海峽兩岸炎黃子孫的無限眷戀，和對後人實現和平統一的殷切託付。」

周恩來病逝前三個月，即一九七五年九月，整個中國大陸都在階級鬥爭的瘋狂之中；對金門還在隔日打炮，中美也沒有建交，「美台防禦條約」還在為台灣提供軍事保護；北京更沒有定出對台「實現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因此，我們實在不清楚周秉德憑甚麼把周恩來當時寫的四個「托」字，解讀成「對後人實現和平統一的殷切託付」？

這或許是目前統戰工作的需要，是「和平統一」的需要，是發展兩岸和平關係的需要，但用這種缺乏事實根據的解讀來達至這種需要，顯然是弄巧成拙的，也是把周恩來當成了「可以隨意梳理的小姑娘的辮子」，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也不是中共一向宣揚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中共昭告天下用和平統一的方針解決台灣問題，是在一九八○年，這是與時俱進的表現，有此已夠，何需拉上三年多前已故的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