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進入九七回歸過渡期開始，朝廷和香江反對派就為「雙普選」問題糾纏苦鬥，至今已二十多年，反對派的出發點是「民主拒共」、「還政於民」，而朝廷直到回歸後頗長一段時間也沒有對與反對派的鬥爭「界定」明確性質。在今次政改中則性質明確也，即鬥爭是管治權之爭，涉及「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這個最高層面的政治問題。

按照中共、朝廷一貫的理論和「國家學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一切鬥爭都是圍繞着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而展開。這種性質的鬥爭關乎生死存亡，沒有妥協餘地，因為「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了政權就喪失了一切」。

按照這種「國家學說」和「一國兩制」的安排，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紅朝國家政權的一部分，香港特區的管治權就是國家政權，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和管治權必須掌握在中央手裏。根據「一國兩制」的安排和因應香港的「特殊情況」，朝廷可以通過某種又掌控又放手的方法讓香江特首和立法會由一定程度的「民主普選」方式產生。而反對派「爭取真普選」則是要香江脫離朝廷的掌控，令朝廷的「管治權」名存實亡，這就是要摧毀國家政權在香港的根基。

一上升到這個高度，雙方的鬥爭就必趨於尖銳和殘酷，互相充滿敵意，沒有妥協調和的餘地。不過，朝廷和香江反對派的力量對比極為懸殊，反對派的「奪權」之舉最多是抗議遊行、街頭搗亂，不敢起兵革命，朝廷也就用文明手段對付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