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新儒學家徐復觀於《民生評論》雜誌刊登《東方的憂鬱》文章。開首徐氏指出：「東方民族，今後要掌握自己的命運，首先便須……人民能自己掌握政治底命運，所以政治的民主化，是不能不闖過的第一道大關。」

然而，徐復觀分析二十世紀上半部的東亞解殖歷程，指出由於東方民族要爭取自主，須先過西方殖民者的一關。但好些西方列強決策者，心底裏仍忌憚東方民族主義，結果為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有機可乘，部分新興獨立國家走上赤化極權之路，餘下的非共國家，統治階層又以集中力量反共為由，行專制統治之實。故此徐氏認為東亞民主之路將會十分艱困，是為「東方的憂鬱」。

回望其後六十年至今的東亞政治史，各國或地區在強人統治、「仁慈的獨裁」及民主政治之間徘徊，能夠闖過「民主化大關」的國家寥寥無幾，徐復觀的預測不幸言中。

徐在文章中亦說：「東方過去之『沒有民主』，並非即等於東方文化是在『反民主』……」可是，在那個時代已有一些東亞威權領袖以西方民主「不合國情」為藉口，拒絕下放權力。其後李光耀在新加坡建立廉能家長統治，打破「權力令人腐敗」的鐵律，並以「亞洲價值觀」與西方民主相媲美，直把東方文明的本質扭曲為反民主，鄰近地區的政治強人趨之若鶩，爭相倣效，加深了「東方的憂鬱」！

故此，要衝破民主化的難關，必須要拆解「亞洲價值觀」的神話，明天再詳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