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佔中」與「反佔中」的鬥爭，再次彰顯了香港人對法治特別重視，對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防止生亂生變特別重視。多年來，香港人爭取民主普選都是在法治框架下行使自由權力，基本上遵紀守法、秩序良好。

二○○三年五十萬人上街遊行，秩序井然，沒有發生任何擾亂、衝突，沿途連垃圾都沒有比平日增多。這樣遵紀守法的遊行，不僅讓全世界看到了香港的法治、香港人很高的公民素質，同時也對當局造成壓力。當局清楚收到了民眾要表達的訴求，這樣的爭取行動才是最有效的，朝廷和香江府衙也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回應。

然而，這些年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香江反對派的狂躁派、激進派抬頭。他們先是在反對派內部「搶票」，用激進訴求和手法在選舉中搶走了「溫和派」的席位，與此同時，也大大影響了香港的「選舉文化」、「政治生態」，以及香港人「爭取民主」、「表達訴求」的方式，令議會搗亂、街頭打鬥逐漸形成風氣。加上這些年各種矛盾尖銳、貧富懸殊嚴重、民怨沸騰，反對派的狂躁、急進、衝擊法治舉動有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像瘟疫一樣蔓延。

這些年，世界各地不斷發生「顏色革命」，直接衝擊當地法治和社會秩序，造成亂局，形成巨大壓力，逼政府鎮壓或投降下台。對此，香江反對派深受鼓舞，認為大可效法，於是公然鼓動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然而，他們低估了朝廷「兩手對付」的能力，也低估了港人維護法治的決心，結果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