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會職能已旁落 管治無方亂象生
港府近日再遭人事迭變打擊，輔弼特首梁振英決策的行政會議成員一再出事，繼林奮強被指偷步賣樓無限期休假，被視為梁振英「頭號得力助手」的張震遠，又因捲入商品交易所爆煲事件應警方邀請協助調查，宣布辭去所有公職。事件引發外界要求檢討行政會議成員利益申報、休假安排及職能等問題，行會制度行之多年，落到今日不堪田地，到底是制度還是人的問題？
根據《基本法》規定，行政會議是協助特首決策的最高機構，當年草擬《基本法》政治體制有關行會組成辦法，其實是照搬英治時期的港督會同行政局決策模式，原意是維持行政主導傳統，就連港督不採納行政局多數成員意見，必須紀錄在案交英國政府備案的制度也沿襲下來，分別只是回歸後毋須向北京提交行會紀錄。特首權力更勝港督，決策理應更具效率才對，事實卻恰恰相反。
表面上，行政會議秉承英治行政局運作模式，職能並無改變，成員任免權全操在特首手中，由政策醞釀到最後決策，應可持續發揮一如英治時期的功能，對特首決策具有相當影響力。然而，回歸以來，行政會議的功能已經起了重大變化，○二年港府推行高官問責制，全體問責官員自動成為行政會議成員，直接向特首負責，政策由制訂至決策過程，已轉到問責官員手中，行會成員也由過往全程參與政策制訂，變成特首的施政顧問，往往到政策接近拍板階段才被諮詢，能否確保最終決策貼近社情民意不無疑問，近年港府管治亂象叢生，多項決策被指背離民情訴求，問責官員權力坐大，失去制衡，正是行會職能弱化衍生的惡果。
行會遭問責官員分權，立法會權力膨脹，掣肘港府施政，行會須吸納立法會多個建制派黨派成員，為政府施政保駕護航，行會職能由決策變成在議會箍票，問題是港府施政一旦仰人鼻息，才能取得議會的多數支持，所謂行政主導已告分崩離析，行政會議也淪為與建制派政黨的政治利益分配場。
事實上，行政會議近年就像港府管治亂象叢生的縮影，所謂集體負責與保密兩大紀律制約早已名存實亡，既有成員公開對政府決策唱反調，又有人為了政治利益，不惜洩密，大爆行會會議討論內情。行會是港府最高決策機構，紀律蕩然無存，試問又怎能作出最符合社會利益的決策？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日的行會職能已與當年英治行政局決策模式漸行漸遠，影響港府決策功能每況愈下，根本問題不在應否檢討行會成員的利益申報制度，以及休假安排這些枝微末節的問題，而是如何讓行會回歸本位，吸納有能之士，重新發揮其應有的行政主導功能。問題是現屆政府上台不足一年，管治團隊拉雜成軍，能力有限，醜聞不斷，民望低沉，官官自危，令不少有志服務公職之士對「熱廚房」望而卻步，要改革行政會議，提振決策水平，真是談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