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相對其肩負的立法及監察重任，議員們的表現確是乏善可陳。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對立法者提出高而合理的要求，認為他們應有「能夠洞察人類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支配的最高智慧，其自身幸福雖與我們無關，卻很願意關懷我們的幸福」，對比本地議員質素，實有天淵之別。

說到立法者對整個社會的作用，盧梭則認為，立法的最終目的是讓「整體所獲得的力量等於或者優於全體個人的天然力量的總和」，而香港人所見到的是，有議員將私利凌駕公眾利益之上，有議員無事生非挑起社會紛爭，有議員無理阻撓基建發展。到底這些年來，社會的整體力量是增加了，還是被白白虛耗了？大家心裏有數。

議員們實事做不成，譁眾取寵的本領卻愈來愈高，諸如爆粗、掟蕉、掃枱……無所不用其極，每有社會事件發生，總有大班議員出來「為民請命」，但除了爭取曝光，最終為市民解決了多少事情？對於這種捨本求末行為的下場，盧梭說：「虛假的威望只能形成一種過眼煙雲的聯繫，惟有智慧才能夠使之經久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