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多年,社會精英協助政府管治的情況已不復存在。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公務員治港,社會精英已遠離政府核心團隊,這是香港管治一落千丈的主因。
回歸後,由於沒有了來自英國的決策支持,香港幾乎所有重要決策都是由特首及公務員作出的。然而,曾俊華預測若人民幣升值一成,今年通脹率會有百分之零點五的增長;曾蔭權預測今年六月份會發生「雙底衰退」。屢屢鬧出這樣的笑話,讓人真正看到,所謂的公務員是不適合做獨立的政治和管治工作。
在港英時代,公務員是由英國政府選擇和培養以作執行的工作,他們背後有港督和社會精英指揮。回歸後,他們覺得自己脫了苦海,沒了港督和社會精英看着他們、「騎」着他們,所以他們很自然有一種排斥社會精英的反應。
如果中央政府可以像港英政府那樣重用香港的社會精英,情況可能不會這麼差。但事實上,中央的做法一直是遵從共產黨的做法,傳統上一直排斥黨外的知識分子,即是除了自己人外,其他人一概不信任。外人可以利用作為工具,但一到真正落實管治決策上,絕對不會重用精英。我認識一些愛國愛港陣營的精英,他們就慨嘆,當被利用完後,就會被丟到一邊。用這種方式,還會有精英願意賣力協助特區政府、維護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嗎?
中央政府或許還沒有完全理解,為甚麼在香港要落實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就需要高度重視、重用社會精英。不借鑑前朝成功經驗,繼續任由精英人才在管治隊伍中流失,我想,香港的前途很難令人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