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於《晚清七十年》第一冊說，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立了一個九年計劃的「革命方略」，認為按此做下去，九年之內中國便變為一個通盤現代化的新興國家。而他的方略並沒有得到認同，孫中山更估不到反對最力的，正是他那群萬死不辭的信徒──同盟會的「老同志」。孫中山感慨繫之，喟然嘆曰：「乃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為不可。經予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謂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也。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知識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為之心灰意冷矣！」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關鍵時刻對革命導師忽然投不信任票？是老同志有希臘人敢於發為甚麼的疑問？他們勇於尋根究柢，要找出事後的原因？歷史家迷惑了，胡適甚且認為，民國初年，老同志不信任孫中山的計劃，很有研究價值。
唐德剛說，這不是甚麼費解的事。一方面，黨員不信任黨魁，固然是黨員「知識太低」，但另一方面又何嘗不是黨魁沒有把握住時代而脫離了群眾？對現代知識有高度認識，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黨員」們知識尚且太低，「區區庶民」又能怎樣呢？
筆者但知「沒有把握住時代而脫離了群眾」的政改一定冇運行，甚麼「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明明是不尊重「一國兩制」，井水偏要犯河水，挑戰一國，不珍惜兩制，「區區庶民」又何能追隨景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