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朝廷等到曾小子執政時才告誡解決深層次矛盾已相當晚也，而香江各方面深層次矛盾在九七過渡期和回歸時就已經形成和存在，就已經一路惡化及發展也。之所以如此，乃當年中英談判香江前途問題，朝廷鐵定九七年收回香江，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英夷部署撤退，推出「還政於民」造成。一言以蔽之，此乃歷史的產物、時代的產物，乃當年中英政治較量、相互妥協的產物。

這些深層次矛盾，尤以政治方面影響最深遠，也最難解決，令香江回歸後風波迭起，爭拗不斷，府衙無法暢順施政。而這個深層次矛盾又集中表現在香江的政制設計方面，且被寫進了香江《基本法》。當年我朝廷在考慮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制安排時，最初的方案非常簡單，也即九七年「換一個港督，換一面旗幟即可」，根本不存在政治制度有甚麼改變和重新設計之問題。然而，英夷另有打算，他們不願意將香江「還政於中」，而是要「還政於民」——還給「香江本地人」，以此方可「民主拒共」也。

反對派藉爭取普選不斷生事

於是，英夷考慮和設計了一整套政制改革方案，把選舉引入立法機構，且向我朝廷提出未來行政長官也要由選舉產生。以當時的歷史條件，以我朝廷對香江平穩過渡、保持經濟繁榮的「着緊」和對政制問題認識的局限性，經過十分艱苦的談判，終於接受了英夷的安排，並以此制訂了《基本法》。

九七回歸後相當一段時期，朝廷仍然沒有看到這些政治設計的矛盾性、不合理性、悖謬性已經構成了香江在政治方面的深層次矛盾。香江反對派之所以能借「民主拒共」、「爭取雙普選」不斷生事、鬥爭，搞得香江民不聊生、亂七八糟，就是因為他們可以大大利用這些政治設計上的「深層次矛盾」。有了這樣的政治設計和這些設計對「前景」的描述，他們的種種「反中亂港」就變得「合理」、「合法」，且佔據了政治「高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