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報業民意調查」顯示，三成四受訪市民認為，十七名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過去一年表現不合格；三成一更指是非常差；表示僅僅合格的佔兩成。這種超低支持度，顯示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在市民中嚴重缺乏認受性。

這種結果並不令人意外。當局以「擴大問責制」為由聘請這批官員，目的是讓他們分擔局長的負擔，增強行政與立法的溝通和合作，但過去一年多的運作證明，他們根本無法發揮這種作用。正如有立法會議員指出，副局長出席立法會會議，往往不敢回答超出課題框架的問題，只回答自己熟悉的個別課題，令議員不滿，還需要由常任秘書長補充，有時更需要常秘為議案拉票。

據統計，八名副局長上任一年僅出席立法會會議一百五十三次，平均每人每月出席一點六次，也很少出席公開活動。在上述民調中，五成二受訪者認為，這反映他們的角色可有可無；一成九指摘他們未有協助局長推銷政策；一成五則不滿他們未有向公眾問責。另外據一項民間調查顯示，市民對這些新貴認知率最高的僅百分之一點一，部分人竟是零。

政府當日設置這些新職位，宣稱是為了訓練政治人才，以及加強政治游說力量，同時也為了避免公務員與議員及市民直接衝突。但是，過去一年多裏，經常出現副局長無法駕馭局面、常秘和副常秘被推到前台的尷尬場面。與此同時，政府變得疊床架屋。正如有公務員團體負責人指出，公務員要同時應付三個老闆，增加了工作量及壓力，亦令施政變得緩慢，有學者更形容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是政府中的「僭建物」。事實上，他們的存在反而令政治委任官員與公務員的關係變得複雜，加劇權責不清的弊端。

市民對這種狀況大為不滿，四成三受訪者認為，部分副局長不熟悉其主理事務，根本未能為政策提供專業意見；三成二質疑他們非專才，難以建立威信；一成二則稱會令推銷及游說效果大打折扣。此外，四成三受訪者指此舉已令問責制明存實亡；兩成八擔心會加劇副局長與公務員的矛盾；一成二稱已出現公務員復辟現象。

更不堪的是，這批新貴不但業務上乏善可陳，還負面新聞多籮籮。他們上任前就爆發持有外國護照等負面新聞，上任後本應更謹言慎行，可是他們卻一再牽涉醜聞，造成惡劣影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以名片代替入息證明，替外傭申請續期留港的醜聞。副局長的所作所為，令市民大為反感。在上述民調中，四成二受訪者認為，政府應重新檢討副局長的安排；兩成五更直指會影響政府形象；兩成四則認為市民對他們的信任度大減。

當日曾蔭權為擴大自己的權力基礎，斥巨額公帑拼湊這支御林軍，但整個遴選過程都是黑箱作業，令這批政壇新貴甫出現就缺乏認受性。儘管如此，各界人士仍然希望他們能在工作中證明自己物有所值。但一年來的實踐證明，他們辜負了香港市民的期望，亦證明這些職位是多餘的。

「東方報業民意調查」更清楚說明，所謂擴大問責制的做法違背民意，並已完全失敗。現在是重新檢討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存在價值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