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公務員的減薪幅度較易處理，因為有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可依，這個調查結果雖然滯後一年，但至少立竿見影，避免無謂的爭拗。而特區政府的問責高官，包括司長、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他們的薪酬該當何減，卻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同樣是共度時艱，六年前董建華政府的全體問責高官減薪一成，反觀這次煲呔曾只提出全體問責高官減薪百分之五點三八，與薪酬趨勢調查結果的高級公務員減薪幅度「睇齊」。從老董在減薪問題上的相對「闊綽」，反襯出煲呔曾的「小家」。

再把鏡頭拉到鄰近地區，最早決定高官減薪的是新加坡。早在去年十一月，新加坡政府已宣布會削減公務員薪酬，總理李顯龍減薪百分之十九，部長減薪百分之十八，議員也減百分之十六。後來，南韓政府也宣布，副部長、三星中將軍官和大學校長以上的高層公務員，將從年薪中回繳一成，協助弱勢社群度過經濟危機。

既然這些國家的政府可以因應客觀的經濟環境，大刀闊斧地實施減薪方案，為甚麼香港一定要在沒機制中找機制，一定要把問責官員的薪酬與高級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掛鈎？

這樣做，無非是把減薪的艱難決定，推給了一個死板、僵化的機制，從而平白喪失了一個展示社會責任感與政治決心的大好機會。更何況，這班問責高官的表現差強人意，市民不視之藐藐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