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減薪百分之五點三八，只是與高級公務員看齊，與新加坡高官減薪一成一至一成九相距實在太遠，即使與部分歐洲國家領袖相比亦過於惜金。

金融海嘯去年席捲全球後，全球多個國家都出現政府高層減薪浪潮，新加坡政府官員收入與本地生產總值等量化數據掛鈎，早前便因應經濟不景，量化下調一成一至一成九；烏克蘭政府三月份已宣布總統、總理、議長甚至議員都減薪一半；其他如韓國、斯洛文尼亞、尼日利亞等都宣布了官員及公務員的減薪方案。相較上述地區，港府減薪措施來得遲亦來得輕。

其實，明瞭公務員薪酬釐定機制的人都明白，政府高官是次減幅只是按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整數據實行，有關機制是保持公務員薪酬恒常與私人機構同步及處於相若水準。若問責高官只是按調查中的高級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減薪，充其量只是反映了公務員薪酬與私人看齊的制度化標準。

也就是說，這次減薪行動並不包括高官額外減少糧餉、體現問責精神的政治含義，甚至與民共度時艱這句話也有點欠缺說服力，因此，政府高官正式宣布減薪時，請千萬不要說「減薪體現了政治承擔」的話。

更妙的是，選在七．一來臨前半個月、公務員薪酬調整建議已提交行政會議的時間落實減薪，港府可說是機關算盡，其目的一為七．一降溫，二是造成既定現實及壓力要全體高級公務員乖乖減薪，這個決定確是政治動作，卻與政治承擔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