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19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人傳記，發現那時代原來有着一種很奇特的階級，叫做文丐。

李歐梵說那時代是文丐激增的時期。魯迅在文章裏更謂，文丐之後，還有文氓的出現。春英紅雨更在當時一本叫做《萬人雜誌》的期刊裏，撰寫過一篇《文丐階級論》剖析這個扭曲現象。

印象中總是錯覺所謂文丐，該是文壇蓬勃到一定程度才會衍生出來的現象，可後來翻查一下資料，才知道這話只說對了一半。19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壇是很蓬勃沒錯，可同時也因為新文學運動，令很多舊式文人被拉了下來，被時代遺棄淘汰，而成了文丐。他們有的挨家挨戶替人家乞求題字寫聯以換一餐溫飽，有的黯然出賣良知做着各種違心的事，而當西方思潮與文學湧入中國，那時候也有大堆蛆蟲般的所謂文人，四處吹噓自己在外國跟哪位經典文學大師握過手、吃過飯，回來四處巡迴講學宣揚，替自己臉上貼金。

我以為如今這城巿應該不可能有文丐出現的。連正常文人都生存不了，哪可能有甚麼文丐出現？可這話原來也只說對了一半。不少原本對文藝熱情投入的年輕人，因為驚覺投身文藝無法帶給他想像中的名利掌聲或者頭上那道光環，憤而墮落，靠着早年積存的丁點知識與文才，舞文弄墨，對仍然在文藝界努力堅持的冷嘲熱諷，同時又對不懂內情的普羅大眾裝出一副文藝青年的憂鬱與深沉，搬弄術語唬弄人，兩邊討利，兩邊裝俏，這種人，既為文丐，亦為文棍，陳義極高，手段卻很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