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早前通過徵收「一次過」的銀行花紅稅，令銀行業高層怨聲載道，不過剛獲派巨額花紅的滙控高層，決定將花紅捐出，贏得不少掌聲，這種選擇回饋社會的行為，有助化解公眾對銀行家累積的怨氣，值得各地金融家借鏡。

值得留意的是，英國銀行大班在領取巨額花紅所顯示的節制，與華爾街大行高層的貪婪嘴臉形成強烈對比。大家亦不難發現，與英國政府強硬的立場比較，華府在處理銀行派發巨額花紅問題上，反而顯得拖拖拉拉，不敢大膽提出改革和整頓。

華爾街大行去年向員工豪派逾二百億美元花紅，基於消息激起美國民眾對金融業的怒火，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聲稱，華府部署推出全新的金融機構徵費，估計可取得一千二百億美元，可惜有關方案一直只聞樓梯響，未見任何具體行動。

華府對美國銀行家的貪婪文化束手無策，亦惹怒美國股神巴菲特，他在「致股東函件」內猛烈批評，指那些有份闖禍的金融機構高層不僅未受到任何應得懲罰，反而繼續享受高薪厚祿。銀行業高層領取巨額花紅的問題，不僅是賞罰不對稱，更深層的癥結是金融機構高層為博取更多花紅，繼續大肆投資衍生產品的歪風絲毫未改。

事實擺在眼前，銀行業的薪酬出現結構性問題，急待解決。現時對於加強監管金融機構花紅及薪酬，大部分是要求機構增加透明度，這種說法表面上擲地有聲，可惜實際上難以執行。一方面是基於商業秘密，董事會獎勵行政人員的原因，有時確實難以高度透明，讓全體股東知道。另一方面基於商業戰之下，獎勵行政人員表面上有損股東利益，但實際上是為股東謀求利益的行為。

在權衡各種做法之下，最有效率的做法，應該是強化董事局的有效運作，由金融機構進行內部監察，公平地按照行政人員對公司的貢獻，制訂花紅及薪酬水平。這種做法的好處是不會牴觸商業自由市場的機制，同時亦有效地挽留人才，令那些具備卓越才能的行政人員不會蟬過別枝。

至於如何運用機制，確保有企業良心的人才進身金融機構董事局，委任具代表性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發揮制衡作用，令董事局負起獎勵和監察的雙重職能，有待全球監管機構以及專家學者仔細研究。不過，我們擔心在研究成果落實之前，金融市場的貪婪作風已經為下一次金融海嘯埋下危機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