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崛起 題中之義
對於這些問題，其實應區分兩個層面，一是中國是否應該建造航母；二是如何與國際社會溝通。就第一個問題而言，筆者的觀點是，這裏實際上並不存在討論的需要和空間。隨着中國崛起，以建造航母為代表的中國海上力量的崛起，實際上已是中國崛起的題中之義。從歷史上看，任何大國的崛起必然伴隨影響力的對外延伸。撇開歷史的原因，即以中國發展所凸顯的能源需求而言，中國為經濟發展而大量需要來自海外的石油，在這方面，除了來自中亞地區的石油，絕大部分的石油都需要通過海路運回國內。僅出於這一目的，中國也需要一支能保證石油運輸通道安全的海軍。
一百五十年前中國開始了洋務運動，當時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着力發展北洋海軍，並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初步建立了一支在東亞地區堪稱先進的海軍力量。但由於洋務運動忽略在制度層面上的建設，因此功虧一簣。從清朝的覆滅到中國經過二十世紀末改革開放後的再度崛起，從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到今天解放軍海軍建軍六十周年之際，人們在為中華民族感到自豪和驕傲的同時，似乎又給當代中國人提出了新的命題和新的挑戰，那就是中國如何吸取當年洋務運動和北洋海軍的慘痛教訓，不但從技術層面，而且更從管理經驗和制度層面學習、研究並實踐現代化的精髓和真諦，使中國崛起真正具有可持續的前景。
因此，中國海上力量的崛起，是中國崛起的題中之義，並不存在與西方世界溝通的問題。其間更多的是中國如何增強信心，同時從管理和制度上更好地完全從硬件到軟件的現代化的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說，不但中國應從心理上逐漸適應國力發展對海上力量崛起的需要，而且世界也必須經歷一個逐漸適應中國海上力量崛起的過程。
這一過程將是漫長而艱難的，期間與西方的磨合與摩擦也將是長期而艱難的。
理論探索 實踐磨合
對中國而言，同時真正需要思考的，除了對內如何完善管理體系和制度的問題，更多的倒是如何創造一種與世界和諧相處的模式。這種模式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崛起作為二十一世紀上半葉的一個重大趨勢，究竟能否或如何規避歷史上任何大國崛起的錯誤軌迹，繼而拓展出一種對人類具有人文和哲學意義的嶄新的國際秩序。
在這方面，與西方的溝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國能否提出一套使人信服的價值觀，同時通過理論上的探索和現實策略上的磨合，與國際社會共同摸索出一個新的模式。在這方面，中國首先需要在國際政治的理論上有所建樹，並在實踐中不斷進行磨合。假以時日，只有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有所突破，才是中國崛起對人類精神寶庫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