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評級機構穆迪降低對香港前景的展望，引來從財政司司長到報章的強烈批評。這種反應表明，我們假設了這些冠名「國際」機構的權威性。事實上，這些評級機構像其他投資公司一樣，手中也沒有水晶球，其展望結果的對錯依概率照例是各佔一半。

就連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是如此。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私有化風潮席捲全球，不少國家以為找到解救衰退和財困的救命稻草，紛紛變賣國營資產、退出社會福利。剛開始的十年還有些效果，但第二個十年就弊端盡顯。世銀一九九四年還信誓旦旦地全力推銷養老私有化的三支柱，到二○○五年就不得不推出五支柱的制度來彌補三支柱的嚴重不足。其權威性何在呢？

世銀如此行事，還因為當時其社會保障與勞動局局長極其信奉私有化。隨着養老金私有化惡果逐步顯現，以及新任主管對之前政策的不以為然，現在世銀又推出了社會保護和勞動戰略，幾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由此可見，世銀所謂的「權威性」，摻雜着不少意識形態色彩、人事任命偶然性等成分。

世銀自設立以來，一直為美國把持，而IMF則由歐洲人當總裁。大家都以為這是西方共同治理國際事務的一個表現，其實這兩個機構都是美國設計、用於重塑戰後新秩序的工具。偏巧IMF的設計者哈里．懷特在即將正式任命時，被中情局發現是前蘇聯的特務。當時的杜魯門總統怕打草驚蛇，引起蘇聯的警覺，只能編造理由說，美國並不想壟斷對國際機構的領導權，歐洲可領導IMF，但世銀是美國的。直到三年前，解密檔案才戳破了「君子協議共治」的美麗誤會，令我們看到這些「國際」機構背後的主子，以及控制這些傳聲筒的線索。

香港對這類機構發出的純屬「算命」般的說辭，大可不必認真，只須集中精力做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