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界最近掀起檢討校董會的熱潮，學生、教職員要求在校董會內增加代表，同時減少官委成員。檢討的另一訴求是取消特首必然出任校監的做法。

一種機制實施一段時間之後作出檢討，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過，在佔領行動與旺角暴亂之間提出檢討，難免讓人聯想到這舉措背後的政治動機，令人擔心事情會變得複雜，甚至偏離檢討的本意。

教職員、學生積極參與校政，其實是值得欣慰和鼓勵的事情。香港現時各大院校校董會的源頭，應該可以追溯到香港大學早年的設計，相信當中有多少來自英國的元素。教職員、學生大可趁這次檢討的機會順道探索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不定從中得到向前發展的靈感。

從香港宏觀歷史的角度看，香港大學校董會不大可能一開始就有高透明度而且貼近群眾的架構；這所官辦學府直至近代才逐步增加教職員、學生在校董會的比例。香港其餘政府資助大學的校董會雖然組合各異，但基本精神與香港大學一致，就是由政府委任代表去監管大學的運作，而且教職員、學生只佔少數。今日大學界的持份者，大概無法想像校董、教職員、學生三組人平起平坐討論校政是甚麼樣的一種經驗，其實二戰之後，在香港成立的達德學院就有過這樣的實踐，而且非常成功。

一九四八年二月，達德學院為了解決管治的問題，特別召開了一次「董教學聯席會議」，邀請董事、教職員和學生共同參與討論校務。會議在露天廣場召開，從下午二時一直開到當天午夜。校董和大部分教職員都出席了會議，在座還有三百多名學生。會議的氣氛認真而熱烈，大家就學院的各方面事務提出意見，最後議決成立由行政領導、教授代表和學生代表三方面組合而成的「達德學院院務委員會」。可惜一年後達德學院停辦，「董教學」共議校政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