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之後,曾經在佔中期間成為社會焦點的大學生領袖,繼續受到社會關注;大學生領袖也自覺身份特殊,有些更認為自己有責任去改造社會,為民請命。有了這種背景,即使學聯在退聯的衝擊下力量轉弱,亦不減個別院校學生領袖的熱誠,繼續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關注學校的運作。

大學生關注校政,協助校方提高學校的水平,這是好事,也是應該大力鼓吹的校園文化。大學學生會是代表學生的組織,有責任為學生謀福祉,為學校的發展作出貢獻。

幾十年前香港只有兩所大學的時候,大學生固然是天之驕子,學生會會長就更是校園中舉足輕重的公眾人物。當時的大學學生會會長不但關注內政,亦強調大學生應該對社會以至國家履行責任。大學生領袖經過在校園參政的磨練,不少人在投身社會後繼續在不同的崗位上發揮社會喉舌的角色,推動社會前進。

後來政府大力擴展高等教育,大學由兩所急增至八所,大學生人數隨即倍增,大學學生會也由兩個變成八個。在這發展過程中,大學生領袖的身份慢慢起了變化,大學學生會會長的形象亦漸漸平民化起來。然後,大學學生會變成大學裏無數學生組織中的一個,一般大學生都不容易道出學生會和其他會社的關係和業務範圍的差別。最後,找一個學生會社當幹事成為大學一年級學生的風俗,每年秋冬之際,這種俗稱「上莊」的活動到處熙攘,演變成一道特殊的校園風景。

在相當程度上,大學生「上莊」的目的就是為了「上莊」,故不會十分計較會社的業務。因此,學生會夾在眾多的會社之中,不見得特別受歡迎,不少學生更認為學生會事務繁多而避之則吉。於是,各所大學都有過學生會「缺莊」的情況,這也可以從側面說明大學生領袖的地位和形象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