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發現國際化的香港同本地居民的生活質素產生矛盾，同時這種矛盾將我們對於未來的發展選擇置於兩難之地時，我們就必須回過頭來去審視這樣一個變化：是甚麼因素導致這種衝突的誕生，又是甚麼使我們受困於兩難的境地？

筆者認為，產生今天這種局面的核心邏輯，是香港功能角色的變換：香港從一個避難安身之地變為安居之地，因而多方面的訴求和期望都產生了變化。

在殖民地時期，市民自強不息締造了香港的輝煌，成為很多港人引以為傲的黃金時代。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一下那個時代，發現似乎並沒有想像中的美好。那時港人沒有選舉權，甚至參與政治管理事務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能夠埋頭在商界打拚，同時還有實力和背景雄厚的英資集團作為市場的主角，壓制華人的發展。此外，退休保障、公屋以及醫療保障都不甚健全。為甚麼在這樣的環境下都沒有港人滋生出如今天這般不滿的狀況呢？

因為那時候的香港，對於港人來說，是一個避難所或者淘金地，所具備的功能不過是提供一個安身之地。而對於港英政府來說，不過是其眾多海外殖民地中的一塊，所具備的功能不過是英國在遠東地區的前哨基地。於內於外，香港似乎都不是一個重要的、具備歷史傳承的實體。

而隨着香港的騰飛，香港的角色和功能發生了變化，角色愈來愈重要，功能愈來愈強大，成為了世界金融中心。此時，香港對於港人開始成為真正的家的存在，開始了代際之間的傳承。於是，大批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的港人出現了。對於這一代港人來說，香港絕不意味着是避難所或是安身之地，而是他們生活、工作和夢想的全部，港人對於香港的依賴和要求自然也就愈發多樣。經濟發展只不過是應有之義，港人對政治地位、社會保障、生活環境等方面都產生了更多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