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市民生活質素遇上國際化之間的衝突，我們便需要思考甚麼是一個社會發展的目的，並作出適當的權衡和取捨。在香港，應該是以高度開發的國際大都市為定位，還是以經濟發展和繁榮為首要目標，而這背後，市民的生活質素應該是怎樣的一種地位，這將決定這個社會的發展路徑。

如果要改善市民的生活，就可能需要調整資產價格，使香港的資產價格同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符合。這就意味着香港需要採取多方面的措施對境外資本進行節制，以調整香港的資產價格。

其次，市民的退休保障計劃也需要開展，不公平的對沖制度也需要終結。而這些都需要強大的政府財力作為支撐，也就表示需要提高香港的稅率以擴充公共財政的財力。

再次，為使本地居民能夠有更多的就業崗位和機遇，也即可能需要限制外來人才來港工作，以保護本地居民的工作崗位和上升空間。

可是，我們也必須考慮到這一做法給香港帶來的兩難處境。香港的立足之本是高度發達的商業，如果節制資本，提高稅率，限制外地人赴港工作，勢必進而削弱香港的商業競爭力，從而減少香港的稅收和就業，如此一來將無法達到保障本地居民生活的目標。

牽一髮而動全身，正是所有社會問題的共性，而在處理本地生活和香港國際化這個問題，當中出現如上述的兩難選擇，更是集中體現了香港社會的特點：一個立足商業的開放社會的轉型之痛。

這樣的痛處拷問着我們：發展香港經濟之目的究竟是甚麼？如果發展經濟是為了惠及香港居民，那麼在香港貧富差距如此懸殊，少數香港人和國際機構攫取了大部分發展成果的情況下，為了低稅率和自由商業而不為香港居民作退休保障，坐視全球資本推高香港資產價格的經濟發展，又有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