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今屆總統大選的三位候選人中，有兩人曾公開說過不會參與選舉，但出爾反爾，筆者頗感不以為然，日前撰文批評，認為政壇不宜助長這種輕賤諾言的作風，否則我們很難責怪政客上台後不遵守競選承諾。

文章刊出後，一位跟筆者十分要好而又熟悉歷史掌故的朋友來電，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說從政者也得因時制宜，適當調整策略，我們不必為政客一言半語的話太認真。我們的討論雖然尚未達成十分一致的看法，但這不重要，因為朋友的一席話對我啟發尤多，直至第二天還使我陷在沉思中。

在討論中，我對朋友說，大抵早一、兩輩的公眾人物會較信守承諾，他們會以違背諾言為恥，但這年頭不然，人們寡廉鮮恥，教人不勝唏噓。朋友追問我，若說早一、兩輩，大抵是活在民國年代或中共立國初期的人物吧，試問有哪些人真能做到一諾千金？我們討論過政治人物蔣介石、毛澤東固然不可以，就是一代大學人、大儒者胡適、錢穆一類，同樣可找到他們有違誠信的例子。

此事使筆者反覆思量，我一向在印象中認為過去社會的人較能以誠相待，但深究起來是否當真如此？抑或只是我這類唸歷史出身的人心思單純，終日希求天下大治，求之不得，就將理想投射在早一、兩代的歷史中？究竟一個言必信、行必果的時代，在過去幾千年來是否真有一刻出現過？昔日孔子想托古改制，他所說遠古的大同世界又是否真實存在？還是他老人家也像我一樣，其實是在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