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解決香港回歸問題，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那麼就「預咗」九七後所有遇到的大小問題都可能會與「一國兩制」扯上關係。何況對「一國兩制」貫徹落實的理解各方面有很大不同，歧見爭議更易發生。這是香港回歸十八年來各式各樣的風波不斷、爭拗不絕的基本原因。

與此同時，在這些歧見和爭拗中，「發展和鍛煉」出了一個反對派，他們有相當多的選民支持，在立法會、區議會佔有議席，手中有權，可以合法地和香江府衙作鬥爭，阻止政府某些政策的推出。這個反對派已經相當成熟、強悍和「蠱惑多多」，手段層出不窮，香江府衙很難對付，朝廷亦「冇符」。

然而，這正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設計下的必然產物、必然結果，也是香港《基本法》規定乃至「保護」的結果。對此，三十年前朝廷在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和制訂《基本法》時已料到，但估計嚴重不足。

現在，朝廷和香江府衙只能在既有的框架和法律規定下和反對派鬥爭、周旋，但是成效不彰，而且愈來愈困難，愈來愈被動，社會亂象不止，政府陷入管治困境，各方面停滯不前，下滑加速。

對此，朝廷想以加強對香港「全面管治權」扭轉頹勢，然而，在一國兩制憲政框架下，在《基本法》種種規範下，所謂「全面管治權」根本就不可能「全面」，許多權力根本延伸不到，更遑論「加強」，反對派「無所畏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