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英倫不得不接受九七年交出香港主權、北京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後，雙方最艱辛的談判就圍繞着「治權」問題而展開，英倫的目標是要爭取到「完全自治」，將香港和中央政府隔絕、隔離，成為「獨立實體」。英倫很清楚，只有這樣的「自治」，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持她在香港的影響力，甚至達到「表面上沒有英國人管治，實際上是英國人管治」的境地，九七後的香港治權還是在英倫手裏。

北京當然不能讓英倫得逞，在談判桌上一再挫敗英倫的企圖。整個談判方案基本上由我主導，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制訂了香港《基本法》。不過，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英倫作了一次大反撲，「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三違反」政改，以此為突破口，試圖找回在談判桌上未能得到的東西。

那次大反撲，北京堅決回擊，又是一輪輪艱苦談判，最後肥彭還是悍然強推政改，北京立刻宣布「另起爐灶」，原先中英協商好的立法機構九七年「直通車」安排被英倫一手毀掉。

英倫一方面在談判桌上爭奪治權，一方面在香江推出「將未來管治權根植於本地人」的政改，為爭奪治權打下社會基礎。三十年來香江反對派予以緊密配合，打出「民主拒共」的旗號，每次政改和「循序漸進實現雙普選」都是圍繞這個主題而展開。

而英國首相卡梅倫最近提出所謂「半自治」、「無北京篩選下港人選特首」，都是故技重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