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今時今日重溫《詩經》中這首《鹿鳴》，有特別不同的意味，因為中國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屠呦呦，名字正來自這首詩，而令她獲獎的青蒿素，同樣來自這首詩。

自從古代四大發明之後，現代中國對世界科技幾乎沒有甚麼貢獻，難怪中國人有很深的諾貝爾科學獎情意結。等啊等，盼啊盼，今年諾貝爾醫學獎終於花落中國人頭上，屠呦呦這個以前不見經傳的名字，一夜間傳到街知巷聞。不錯，國內沒幾個人認識、叫起來有點拗口的屠呦呦，竟然獲得國際社會的推崇，得了這麼一個寶貝大獎，不能不令人既高興又困惑。

網上出了一篇文章叫《尷尬中國人》，諷刺中國人對屠呦呦獲獎的複雜心情。事實上，在村官已有博士文憑的今天，屠呦呦居然沒有博士學位；在中國科學殿堂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名單之中，找不到屠呦呦三個字；當中學生已經在炫耀留洋經歷，屠呦呦卻是一個未浸過鹹水的土鱉。在迷信博士學位、留學背景和院士頭銜的中國，她是標準的「三無人士」，這樣的人居然獲得諾貝爾獎評委的青睞，成為中國名頭最響的科學家，這讓中國的評審機構、管理部門以及學術委員會多麼尷尬啊。

牆內開花牆外香也罷了，更令人尷尬的是，屠呦呦發現青蒿素居然是在文革期間。那是火紅火綠跳忠字舞的年代，是教授專家被批鬥遊街蹲牛棚的年代，年輕的屠呦呦居然能夠靜下心來，攻克了科技難關。反觀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未能出產一個足以獲得諾獎的科學家（當然諾獎有滯後效應），叫人情何以堪！

事實上，文革雖然政治紛亂，但那些成長求學於萬惡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仍然維持傳統的清高，沒染上官場劣習，能專心治學研究。如今人人削尖腦袋升官發財，沒有精力去做真正的學問，沒有重大科技發明何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