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路不通事事誤 日暮香江知何處

三權惡鬥 亂上加亂

現屆政府上台三年多，舉步維艱，一事無成，「成熟一項、推出一項」淪為「推出一項、跪低一項」，尤其大型基建更是無一不延誤，無一不超支，演變成「五鐵總遲、路路不通」的亂局。爛泥扶不上壁，港府施政無能，行政主導成為笑話，特首地位不是「超然」，而是「超亂」。

曾幾何時，香港以高效率著稱，成為周邊地區尤其是內地城市爭相學習模仿的榜樣，詎料今天竟淪為拖拖拉拉的代名詞。港珠澳大橋延誤，五條鐵路新線延誤，連中環灣仔繞道也延誤，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牽一髮動全身，基建延誤除了造成直接的超支，更帶來經濟、交通及社會成本等巨大損失。

以高鐵為例，當年港府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時，揚言通車後每年可以節省四千二百萬小時交通時間，五十年內創造八百七十億元直接經濟效益。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可惜事實恰恰相反，高鐵何時才能創造經濟效益，尚是未知之數，反而因為一延再延而成為財政黑洞。高鐵原定一五年通車，後來推遲到一七年，再後來又推遲到一八年第三季，現在仍然望天打卦；至於建造成本，最初估計只是三百多億元，到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時增至六百五十億元，目前則增至八百五十三億元，並且還有可能繼續上漲。即使不計超支金額，五條鐵路新線單是延遲通車已造成一百多億元經濟損失。

港珠澳大橋也面臨同一命運，珠海當局保證明年底完工，港府卻聲稱還在評估施工進度，意味着延誤已成定局。港珠澳大橋肩負三地客流及物流運輸重任，延誤通車不僅影響本港特別是大嶼山發展，而且拖累珠海及澳門，可謂害己害人。港府平時對扶貧紓困錙銖必較，經常以「結構性財赤」恐嚇市民，唯獨對基建超支異常慷慨，這裏幾十億元，那裏幾百億元，花錢如流水，面不改容，即使港府庫房充裕，也禁不起如此敗家，遲早坐食山空。誠然，這些基建工程都是前朝政府留下的爛攤子，但現屆政府無力撥亂反正，反而亂上加亂，難道沒有責任嗎？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基建工程齊齊延誤，既是港府蹉跎歲月的見證，也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互相扯皮的惡果。反對派無事生非，為反而反，為拉布而拉布，導致立法會空轉，施政寸步難行；加上建制派有如一盤散沙，內訌不已，為港府添煩添亂。至於司法獨大對社會造成的破壞，更是顯而易見，近年事無大小都遭遇司法覆核挑戰，從港珠澳大橋，到龍尾建人工沙灘，再到星光大道活化計劃等等，港府被動捱打，根本束手無策。事實證明，香港不是三權分立，而是三權惡鬥。

事不見機 必至取辱

不怕不識貨，最怕貨比貨。過去人們總喜歡拿香港和新加坡比較，稱之為亞洲版的「雙城記」。沒錯，兩地確實有許多相同之處，都是地少人稠，都缺乏天然資源，都曾經是英國殖民地，而且都是亞洲四小龍之一，過去香港各方面猶略勝一籌；然而時移勢易，如今新加坡無論是經濟表現，還是整體競爭力，都遠遠超越香港，九十年代兩地人均GDP不相伯仲，如今新加坡已比香港高出四成。這是甚麼原因呢？答案很簡單，新加坡政通人和，社會穩定，而香港則是紛紛擾擾，內鬥內耗。珠玉在側，覺我形穢，新加坡曾經有李光耀這種強勢政治家，而香港只有一班無能官僚，根本不可相提並論。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當年毛澤東帶領中共，以小米加步槍打敗比自己強大得多的敵人，結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建立新中國，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到了第二代的鄧小平，文革後復出面對的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整個國家百廢待興，他以強而有力的措施撥亂反正，通過改革開放，為今日經濟騰飛奠定堅實的基礎。而在香港回歸問題上，鄧小平更是由始至終堅持原則，寸步不讓，迫使英國人知難而退。

然而俱往矣，隨着第一代和第二代成為歷史，風流人物而今安在哉？香港回歸之初，中央及港府都強調「明天會更好」，然而十八年過去了，香港沒有更好，而是更糟。今日香港經濟低迷，民生凋敝，衣食住行皆不易，生老病死樣樣難，難怪有人懷念港英時代的「美好歲月」，動不動就揮舞龍獅旗，要求英國人再度君臨香港。特別是去年的佔領行動，更是深層次矛盾的一次總爆發，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對現實不滿，對前途失望，紛紛走上街頭，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更成為港獨病毒的溫床。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有句名言，「這是經濟問題，笨蛋。」香港社會愈來愈政治化，其實說到底也是經濟問題。港府搞不好經濟民生，授人以柄，部分市民將對特區的不滿轉到中央身上，導致人心漸行漸遠，令反對派勢力坐大，也令外部勢力有機可乘。政改落幕後，港府揚言聚焦經濟及民生，可惜坐而論道，當局處理鉛水危機尚且一塌糊塗，遑論解決其他經濟及民生問題。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需待七年期。」回歸以來中央先後為港人選了三個特首，結果是一蟹不如一蟹，令人失望再失望。事不見機，必至取辱，不管中央如何強調特首地位「超然」，恐怕終是扶不起的阿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