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早前接受內地官媒專訪，指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時必須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適度有為地引導和配合企業。他指出，香港競爭對手的政府在經濟民生方面都十分積極，如南韓在創意文化產業方面十分領先，當地政府背後投入了大量資金和精力，認為香港要和新加坡、南韓這樣的地方競爭，不得不考慮政府應扮演甚麼角色。

一個地區的經濟定位確實是各師各法的。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亞洲四小龍」為例，南韓及台灣均是由政府主導，推行經濟政策，甚至指定某些為優勢行業，給予優惠傾斜。但此舉亦產生不少批評，如部分企業獲政府大傘保護，在南韓就有多個企業被稱為「財閥」，除引起官商勾結，亦有部分企業大得不能倒，如三星、現代、SK等集團的高層，均曾因逃稅等罪被檢控，最後都要由政府支持。至於台灣及新加坡則是由威權政府統治，部分亦有指定行業作支援，但情況不如南韓般介入。

香港以往的成功之道是基於殖民地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但這並非代表政府不作為，而是只作所有基礎設施及制度建設，加上香港市民務實作風，才成就經濟起飛。香港民風一向自由，難以如南韓以至內地般作「計劃經濟」，最多只能提供政策優惠，總不能由政府「打大赤膊」介入，否則只會愈幫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