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看來，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解決香港回歸問題，應該屬於制度創新。不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北京剛剛提出這個「偉大構想」時，沒有用「制度創新」的說法。當時朝廷的「思想解放」還沒有到這一步，不敢在制度上做文章，怕被文革極左勢力批判成「離經叛道」。恰恰是當年的御用文人們要盡量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說得沒那麼偉大，不是甚麼新生事物，以減少爭論。

當時黨報上有人發表文章，說「一國兩制」古已有之，中國古代某某王朝為了和平手段完成大一統就實行過「一國兩制」，讓當地人「高度自治」；還有人說，抗戰時期中共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就是中華民國的「行政特區」，行「一國兩制」；更有人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和平解放西藏，中央提出「藏人治藏」，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反革命武裝叛亂之前，也是「一國兩制」。

當時御用文人舉的這些例子，現在來看大有對朝廷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矮化之意思，不認為其有「制度創新」的偉大意義，乃借鏡古人和某些傳統做法而已。後來，朝廷大概覺得這樣「自我矮化」有些不好，於是這類文章就沒有再發了。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大局底定，香港《基本法》頒布，九七順利回歸，「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貫徹落實，朝廷對「一國兩制」的評價就愈來愈高，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制度創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