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年，鄧老爺子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解決香港回歸問題，引起香港人與投資者，以及中共內部兩大方面的擔憂。

首先是香港人和投資者擔憂，認為這樣的方針不可行、不可信。所謂「不可行」，是認為這樣的方針在一直鼓吹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誓不兩立、社會主義必消滅資本主義的共產黨理論學說及政治信仰下是天方夜譚。而所謂「不可信」，是這個方針就算推行，也必然走樣，行之不遠，北京不會遵守承諾，因為「共產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一國兩制或是權宜之計，或根本就是騙局，或鄧老爺子哪天不在了，這個政策也會隨之駕鶴西去。

中共內部則有另類擔憂，認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會侵蝕中國的社會主義，會「和平演變」中國，「西化」中國，「顛覆社會主義」和「我黨的革命宗旨完全相背」，「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國家學說」，是「背叛社會主義事業」云云。

鄧老爺子當年是頂住了這兩股擔憂壓力的。不過，一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決策形成，以當年香港過渡期必須保障九七政權順利交接、平穩過渡、經濟繁榮不受影響而論，要盡量解除港人和投資者的憂慮是主要任務，中共黨內保守派的擔憂和攻訐可暫時不理。

回歸後，形勢逐漸變化，中共的「第二種擔憂」上升，覺得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政制發展開始威脅一國的社會主義和中央的權威，要把解決這個問題當成主要任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