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八日，大律師公會首度就「雨傘革命」表態，引述加拿大及英國三宗公民抗命官司的法官結案陳辭，提醒抗爭者公民抗命是「哲學原則，而非法律原則」，即使動機崇高，亦非抗辯理由，佔領人士應尊重其他人的權利及自由，而行動已對社會造成過度損害及不便。

一般大專法學院都有「法理學」科目，教授政治哲學及憲法中的社會契約精神。但香港社會功利，法律界對此一欠缺職業實用價值的科目並不重視，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充分顯露其思想盲點。

法律是當權者與人民的社會契約，早期的理論是民眾單方面被動接受，若當權者違約，民眾無權制裁。可是，到了十七世紀末，英國政治哲學家洛克提出「主權在民」概念──政府的統治，必須經被統治者的同意，人民有權推翻違約的統治者！

香港的憲制問題，歸根究柢，是社會契約的法律哲學問題。當初起草《基本法》欠缺民意授權，近年自治範圍萎縮，特區政府濫權又不受法律制裁，人民揭竿而起抗命，是行使「主權在民」精神的義舉！公民抗命之最終目的，是要引起公眾注意及加重統治成本，抗爭者往往已有承擔法律後果的準備，動機崇高是否抗辯理由，乃枝節問題。香港政制缺憾導致長期施政失救，對社會造成的損害更為深遠，「雨傘革命」的負面影響與之相比，實微不足道！

大律師公會向以立場進步見稱，卻目光如豆，看不見當前困局的法律哲學問題癥結，站在抗命學生及市民的對立面，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