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佔中行動很難避免，至於具體方式、佔領甚麼地方則有商榷餘地。很多人提到佔中，就想起二十四年前台灣的野百合學運，覺得應向這成功的學運取經，例如該學運是六千名學生佔領中正紀念堂，對社會經濟民生影響極微，佔中應挑同類的地方去佔領，不要佔領商業金融機構雲集的通衢大道，以便爭取商界支持。有人更從技術層面建議，在佔中前先和主流商界談條件，得到商界表態支持佔中的政治訴求，然後選擇對商業運作無礙的地方去佔領。

如此建議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在共營殺氣日濃的高壓下，商界誰敢出來作交易。佔領通衢大道本來有挾制商業金融業作籌碼之目的，放棄這籌碼易地而佔，並非必定失敗，像反國教就是成功範例，但那樣做需要十多萬人一起行動，佔中似乎不曾設想有這麼多人參加。

我比較詫異的是，很多人在解釋野百合學運成功原因時，完全沒有提及李登輝。其實六千學生用幾天時間就改革了政治體制，是李發功才可能玉成，學生事實上是當了李改革的助手。由於藍營及其輿論工具將台灣民主化歸功於晚年蔣經國，硬是將李的作用抹殺掉。早前的太陽花學運，有學生說：「如果馬英九對人民的尊重有李登輝的十分之一，學生的訴求早已得到妥善回應。」這話說得對。香港沒有李登輝，野百合學運可取之經就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