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六四在天安門廣場參加學運、中槍後流亡法國的張健信了基督教。他不能返回故鄉，只能在親人辭世時安慰自己「地上不見天上見」。一位不喜人信教的朋友回應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到底出了甚麼問題？大部分都不能堂堂正正地直面人生的苦難，非要求神拜上帝不可。放棄了毛教，本是好事，卻要換上耶教，但又不是真的學耶穌走向殉道，面對打不倒的敵人時，就只識喊原諒敵人……」

我想，要求別人直面人生的苦難，應該是我和對方都有同樣的苦難才提出，作為一種互相勉勵比較適合，否則變成旁觀者的風涼話，徒示人以刻薄，何必。香港不少民主陣營的朋友，包括華叔、毓民、倪匡等都信奉基督教，中國大陸流亡海外的更多，有些甚至做了牧師。

大抵和世上最強大的極權體制鬥爭，精神壓力很大，尤其流亡者有雙手空空的生存壓力和思鄉痛苦兩大難題，像張健所述說，真是一種透骨的悲涼，就如一個善終病房中的癌症末期病患，信奉基督起碼有打嗎啡針紓緩痛苦的作用，你卻反對護士替他打嗎啡，要他直面痛苦，這有甚麼理由？

我甚至覺得，在面對打不倒的敵人時喊原諒敵人，其實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對痛苦的逃避，有點阿Q，無非想轉換一個道德高地，解脫失敗者的身份。唯一應注意的是，千萬不要代別人去說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