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夫婦日前從加拿大飛去台北支援反服貿協議示威，他把妻子留在酒店，囑咐說，如果天亮了還等不到他回酒店，就獨自回加拿大，很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意味。這位老友是港英退休警官，常說他生平做得最有意義的事，是一九六七年用警棍打暴動中的「左仔」。想不到年邁了，放下彼方舒適退休生活，倒轉過來肯為台灣人捱警棍。

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受大陸文革影響，這已是定論。同樣的文革影響，也令巴黎在六八年發生「五月風暴」動亂。不過兩者只是表面相似，性質其實不一樣。港共暴動，只是駐港共官為了避免自己被批鬥，驅使「左仔」去鬥爭港英，轉移視線以自保；巴黎的暴動則是活膩了、過分幸福的人染上左傾幼稚病之盲動，其中捱警棍的名人有哲學家福柯，他和巴黎的學生一起堅守大學校門，和企圖進入校門的警察搏鬥，腦門上重重地捱了幾記警棍。

和香港「左仔」只有反英八股不一樣，福柯在武鬥之外，以自己的思想史解讀為武器，發表系列文章作為戰鬥檄文。他的左傾幼稚沒有走到盡頭，當長達二十三年的同性戀伴侶、極左的德費爾邀他奔赴北京時，他拒絕了。巴黎左派暴動有這種世界級哲學家參加，香港左派暴動沒有；不用說世界級，即使地區性哲學家也沒有。哲學家需要獨立意志，香港左派奴性深重，層次和福柯他們沒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