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警隊擴大使用隨身攝錄機測試規模事宜，保安局提交文件為政策辯護，說英國、美國及澳洲警隊，也有同樣裝備，卻不指出三國法例，不像香港的《公安條例》刻意還原惡法，及監警機制是否如本地的形同虛設。

保安局也沒有提供該三國警隊運用攝錄機的指引，保安局文件一方面表示「引入隨身攝錄機，能……提高警察行動的透明度及問責性」，另一邊卻將使用相關器材指示訂為「內部指引」，自打嘴巴！

對警察選擇檢控有利的拍攝片段為呈堂證供，區區有切膚之痛，二○一一年「七一遊行」的「非法集結」案，警方呈堂的錄影片段，全都針對遊行人士，辯方發現在當中有位警員，粗暴地伸手扯下一名遊行人士的面具，行為極度挑釁，但由於大部分鏡頭都不是指向警務人員，極難確認是哪位警察。終於在反覆翻看無數定格與慢鏡重播片段，才發現是一名外籍警司所為。

因此，單方面的拍攝片段，必有偏頗，運用隨身攝錄，有利警方加強打壓示威與遊行。

此外，文件指出，「……錄影片段若不具任何調查或舉證價值，均須於攝製日期起計三十一日後銷毀……」程序固然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定，但由於銷毀片段不需請示上級，對被告有辯護價值的資料，或輕易遭毀屍滅迹！故此，社會運動活躍人士，面對警方無處不在的攝錄陷阱，只能提高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