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內地處分縣處級以上官員四千六百九十八人，而同期礦難死亡不足一千五百人。在中紀委日前舉辦的黨風廉政教育大講堂上，國家行政學院原副院長周文彰將這兩組數據加以對比後得出結論：領導幹部已成風險最大的職業。確乎如此，在習近平立誓老虎蒼蠅一起打之後，反腐之風一日緊似一日，且不說風頭之下大批小官丟了烏紗，光是省部一級，至本月二十日傳出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被查，中共十八大之後已有近二十人下台。

風向在變，官不聊生成了眾多官員的感慨。周文彰將兩組數據對比後形成的結論，料會引起官員感同身受的共鳴。不過，周氏的推論，卻令人感覺味道不對。在礦難中死亡的近一千五百人，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而受處分的四千多名官員中，有受紀律處分的，這些人大多以黨票職級交換，保得自由之身；縱使受法律制裁的，其中罪大惡極以命相抵的，也屈指可數。

將官員的級別與自由，同礦工逝去的生命相提並論，周文彰的潛意識中不無等級的優越感。

周文彰大談官員高危論意在強調權力有風險，不過風險從何而來要論一論。礦難的發生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有無良礦主受利益的誘使，不顧安全生產條件，驅使礦工盲目開掘導致的。更多的則是源於地質條件複雜，完全避免礦難發生是人力難以企及的，因此政府在安全生產指標中專列了死亡率的目標，也就是說認可了礦業生產中的不可知性和人力的被動性。

官員又是為何下台？在所有公開宣布的因由中，人們都看到四個字：違法違紀。官員濫用權力，主動碰觸法紀紅線，東窗事發，招致身敗名裂，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不作死就不會死。

如此淺顯的道理，周文彰之流怎能不明白？所謂官員高危、官不聊生等，都是他們好日子過多了的矯情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