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受西方史學方法訓練，史觀脫離傳統中國「忠奸分明」的泛道德二分思維，對中國史學有其貢獻。但他對資本主義與道德的關係也一樣看成二元對立，其大中華情意結也令他對中國未來的預測，混雜了太多良好主觀意願，顯得過於樂觀。他身故後十三年的今天，人們愈發能看清他思想的局限。

資本主義的奠基人阿當．斯密除《原富論》，之前也著有《道德情操論》，後來他亦強調前者所說的人性利己，與後者的利他，可以調和互補不足，資本主義的一大基石──合約精神，也要靠人與人的互相信任，才可維持。

也有論者指出，西方成功的資本主義國家，多為基督新教，他們是比天主教世俗化，卻不代表整個耶教傳統被完全清洗，耶教的道德教誨，依然深深植入歐美人士的心中。

中共當初掃除中國傳統道德，侈言建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新道德，要求比儒家思想還要高，但極權裹脅「真理」，結果全盤破產，最終只能產生出「權貴資本主義」及偽劣黑心貨品的橫行！反觀日韓港台等地雖保留了傳統道德，卻能發展出較健全的資本主義。

人們用回黃仁宇的史觀檢視當今中國，反而會發現中共不只現代化難以成功，道德瓦解更令管治倒退回秦朝時的嚴刑峻法，即使習近平想試圖回復毛澤東時代的道德，除非全黨上下都能嚴於律己，否則難以成功。由此可見，習欲以「道德」獨攬大權以保江山，前景不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