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聽雨： 一廂情願的「鄉村建設」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國家動盪，天災人禍不斷，軍閥戰亂頻繁，匪患遍地，民不聊生。與經濟落後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學落後、衞生不良、陋習盛行、公德不修。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大批知識精英，如碩儒梁漱溟、留學歸來的晏陽初懷抱經世濟民、改造中國之理想，投身農村，以教育為起點，以復興鄉村社會為宗旨，推進大規模的鄉村社會建設運動。雖然由於種種原因，這一救濟農村、改造農村的潮流在持續十餘年後中斷，但它對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影響深遠。而且隨着史料的披露，這種運動的價值更為彰顯。

先賢的倡導在現今中國有無必要？回答該是肯定的。在中國，星星點點的城市繁榮，掩蓋不了廣袤農村的貧窮落後；在一個有着八億農村人口的大國，一切問題的解決也都離不開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的解決。對鄉村建設運動素有研究並有專著的于建嶸，試圖將學術研究的成果應用於農村，以喚醒農民自治的創造能力，無疑是對先賢理念的一種實踐。

于建嶸的實踐能否成功，尤可夫表示懷疑，現實給了我們足夠多質疑的理由。最關鍵的是，于建嶸的行動能在多大程度上為當局容忍，值得一問。

「自治」是個內涵豐富的詞彙，但是在信奉思想一律的當局看來，「自治」則是脫離領導不受管控的一種語境，這是萬萬不能接受的。既然如此，于建嶸之舉被看作是某種勢力爭取民眾的行為，進而受到掣肘與打壓，將是可以預料的結局。也因為這點，歷史上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運動」難以再現，而只會是于先生們的一廂情願和一時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