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政府日前舉辦連串活動，慶祝北投公園百歲生日，除復刻一隻一模一樣的雁鴨噴泉頭，現場亦有裕仁皇太子、孫中山及日本藝伎等模仿活動，重現日據時代景象，並舉行北投公園創建者──井村大吉紀念碑揭碑儀式。弔詭的是，慶祝活動選擇在日本據台的六一七「始政紀念日」，有緬懷日本殖民管治之嫌，難怪有人抨擊市政府此舉「同悲尚且不及，何忍同樂？」

現時台灣民眾對日據時期的印象，停留在良好治安、完善公共衞生體系等日本為台灣帶來現代化的層面，無視日本對台灣資源的掠奪，忽略台灣人在日據時期低人一等的現實。北投公園百年慶祝顯示台灣官方對歷史的無知及過分強調本土的失敗。

台灣歷史教育歷經李登輝、陳水扁二十年的去中國化，把「日據時期」更名為「日治時期」，合理化日本對台灣的侵略及殖民。以此歷史邏輯，北投公園是日本人為台灣文明作出的貢獻，是城市治理的善政，所以必須歌頌。而北投公園是台北人的集體回憶，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必須保留。

筆者認同本土文化及集體回憶的價值，惟緬懷日本殖民管治的紀念模式是否與集體回憶有關呢？到底市政府呈現的是本土的人文還是殖民的善政？香港與台灣都曾是殖民地，港府舉辦與英殖相關的紀念活動時，必須有足夠的歷史觸覺及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