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人談起國營企業改革，他喜愛爭論，經常提出另類觀點。他反對國企改革，原因是中國自古是個大一統國家，黃河、長江經常氾濫、西南地震、西北乾旱、外族入侵等使歷代政府皆集中全國力量進行調度，以解民難，所以，大一統政府必依靠中央統籌的經濟來進行資源集中，從管仲設中央紅燈區，漢唐鹽鐵專賣，到今日之國企皆如此，縱使免不了官商勾結、壟斷獨裁，卻為中央政府創造數十年由大亂入大治之奇迹，故今天也難以全面取締國企，實行完全市場經濟。

友人不失道理，但筆者不敢苟同。

日本、南韓皆為當代強國，而且都是東方文化體系國家，能夠在短短數十年間依靠國企崛起，也因國營事業而吃了不少苦頭。前者在明治維新後，政府之手逐漸退出市場，但由國企演變出來的強大財閥終導致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後者雖然國力非比尋常，可是包括三星在內的十大政府呵護企業獨大，國內貧富懸殊以及不利私營企業成長等因素，正日漸侵蝕南韓的成功。

中國改革開放後，靠高度調動來保證最低發展的時代已過，隨着國內市場整合和民企煥發出輝煌實力，國營企業有必要大幅度退出市場，讓出公平競爭機會。中央若繼續集中調度，與民爭利多於為民解難，將成為習李新班子面對的另一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