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潮落幕餘波在 外判制度待改革
歷時四十日的碼頭工潮結束，罷工工人接納外判商提出劃一加薪百分之九點八終極方案，工會形容這是「半杯水」勝利，暗示今次工潮未竟全功。其實，姑勿論今次工潮誰是贏家誰是輸家，問題根源在於近年日益盛行的外判制度，外判商取代資方角色，勞方不滿薪酬及工作環境，也不能直接跟資方對話解決分歧，結果引起不少問題和爭拗，加劇勞資矛盾，增加社會怨氣。
碼頭工潮其中一個爭議焦點，是碼頭公司強調與罷工工人並無合約關係，工人爭取權益的談判對象應是外判商。所以，即使今次工潮暫告平息，碼頭公司、外判商及工人的僱傭關係依然模糊不清，勞資三方缺乏互信基礎，為日後再爆發工潮埋下伏線。事實上，由外判制度引起的勞資糾紛近年可以說是不絕如縷，今次工潮足以令人反思，這種制度是否有檢討的必要？
歸根究柢，港府才是外判制度種種亂象的始作俑者。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當局已把保安及清潔服務等工種外判私人承辦商，美其名節省公帑，提升管理效率，實際上由於投標制度採取價低者得，外判商為求中標，只能將價就貨，結果經常發生剋扣工人的情況。當年有外判清潔工時薪僅得可恥的七元，引起社會嘩然，當局才急急檢討外判制度，規定外判商須為員工提供合理薪酬，但依然無法杜絕工人被剝削的現象。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碼頭工潮落幕，另一場外判糾紛接踵而至。聘用約五千名工人的政府外判清潔合約承辦商大聯盟，以最低工資調升至時薪三十元為由，要求當局補貼差額，否則將發起罷工，有外判商更聲言，考慮取消清潔工休息日薪金彌補損失，凸顯外判制度工人缺乏議價能力，任由外判商剝削的陰暗面。
外判清潔工成為承辦商與港府鬥爭的籌碼，源於承辦商既要以低價爭取承包合約，又要賺取利潤，壓低工資及福利成為唯一手段。近年不少外判商以散工形式聘請員工，逃避支付休息日薪金，追求利潤最大化。儘管當局引入種種防止外判商剝削工人的措施，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實際作用有限，港府外判服務，把維護基層勞工權益的責任也一併外判。
碼頭工潮與政府外判清潔工兩個例子，顯示外判制度對基層工人最為不利，不論是企業或官方外判的工種，大部分屬於低技術要求，近年勞動市場工資出現兩極化現象，低技術工種薪酬低處未算低，與外判制度盛行不無關係。港府與企業持續把非核心工種外判，減少僱用員工人數，外判商則以低價聘任基層員工，形成勞動市場工資低走惡性循環。
外判制度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添經營靈活性，本來無可厚非，問題是制度一旦被濫用，便很容易發生勞資糾紛。當局作為平衡勞資利益的把關人，應該適時介入檢討，減少無謂的爭拗，而港府作為全港最大外判商，更要負起本身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