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之聲：社運青年的墮落

日前區議會田心選區補選，有些民主黨的青年區議員及黨工，利用一張相片大做文章，栽贓構陷人民力量；該圖是一位人民力量助選員，拿着一摺枱，穿過一個公民力量的街站，便聲稱是前者借用後者的摺枱，從而推至他們預設的結論：毓民及其盟友，都是保皇黨的「B隊」。

該圖貼上了「面書」，喜歡與分享者眾，當中包括了不少社運界的頭面人物。社運界本應是對法治基石「無罪推定」百般珍視的，但是對着他們討厭的毓民及同路人，就反其道而行，用上了「有罪推定」。

社運中人好稱毓民為「教主」，其支持者為「教徒」，他們卻忘記了「教徒論」與「蝗蟲論」一樣，是一種「污名化」手段；如薩伊德（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及《遮蔽的伊斯蘭》兩書中所描述，西方傳統學界及主流媒體如何塑造非西方的「套版印象」；亦有如杭士基（Noam Chomsky）在《製造共識》一書，分析美國主流媒體如何潛移默化的「製造共識」，最終「成見即真實」，例如一提到巴勒斯坦人，就聯想起恐怖分子──本人的支持者是「教徒」，暗示他們全無獨立思考，只知盲從附和，是一種人格謀殺──此凡種種，都是主流建制醜化弱勢群體及非西方「他者」，應是社運中人深惡痛絕的手段。而他們現在竟幹起這種勾當來，這真是香港社運青年的墮落！

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其時魯迅人在廣州，目擊「四一五政變」，悲憤莫名，在他後來的《三閒集》「序言」中如此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後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吶喊幾聲，不過也沒有甚麼大幫助。」

此時此刻，魯迅之言，對我而言，真是感同身受，嗚呼！